章子怡和郝蕾说出了一条社会科学的真理
因为之前写《怎么让于正、郭敬明道歉？》，所以稍稍关注了下《我就是演员》这个节目。这两天又一条来自这个节目的消息广为流传，章子怡和郝蕾火力全开地批评了歌手金莎和金一涵。
简单说就是金莎与金一涵表演的《三十而已》不行。章子怡点评时似乎动了怒：
随后郝蕾又做了一通大同小异的评论，大意是当歌手就好好当歌手。主持人问她是不是不支持跨界。郝蕾答道：
两人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尤其郝蕾的这句，总结的很精当：
有能力的可以跨无数界。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不要强跨。
郝蕾的话让我想起了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的于建嵘先生转发的一条消息：
于先生转发的这位院长，微博名“诸子百家之一”的先生，自述身份为：
我查了查，应该是王福生先生。
我把王先生的学历（哲学本科）和研究方向（改革学和经济体制改革）标注出来，是想提醒读者朋友们注意，“诸子百家之一”在微博上大喇喇点评的，是产业升级中的创新，尤其主要是理工科的创新。
于建嵘先生是社会学家，在采纳了王先生结论的基础上，于先生提了一个答案有暗示性和指向性的问题。
两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王先生有5万多粉丝，于先生有749万粉丝——就这样一唱一和，抛出了一个跨界的评论。
他们说的在理吗？
我首先点开了王先生提供的网页链接，这是一篇语气和论调都让我们倍感熟悉的文章。
开篇第一段，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暴论：“当前产业升级之所以进展缓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听上去好像十分在理，可是细细一想，完全不对。
产业升级本来就应该是慢的，如果想快就快，那还叫产业升级吗？那世界上岂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个个抢着升级去？
在中国刚刚提出产业升级国策没几年，就下断言中国的产业升级缓慢，这个结论是不是下得有点太早了一点？
何况中国的产业升级一点都不慢，多读读《大西洋月刊》、《经济学人》、《外交事务》等欧美政策杂志，到处都是嫌中国产业升级快、鼓吹遏制的声音。
就算退一万步讲，有些产业升级起来难度大，那也不代表所有产业升级起来都有那么大的困难。即使那几个难度大的产业，说它们升级慢，是跟谁比速度？怎么比法？也都可以论一论。
《中国缺乏原始创新能力的原因》这篇作者不明、发表平台也陌生的文章，从遣词造句到论证说理，处处体现了作者“缺乏原始创新能力”。文中槽点太多，我仅举一个例子。
生物学我是外行，顶多听同学说过几嘴施一公。但我想指出的是，生物学一个学科，可以代表科学界吗？更要命的是，2020年了，文章作者还在用2000年的“论文数量比较”来论证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行，就算我的屁股想相信作者的结论，我的智商也不会允许啊。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点评作者的脑子，应该赞美他脑白金吃得够多吗？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脑白金的广告十几年前就让我逻辑不适。
我不知道王先生和于先生为什么会决定转发这种质量的文章，也许他们是看中了文章的结论，也即他们故作高深询问的“根本原因”？
他们的意思其实我们都懂，体制的问题嘛。
可供打脸的事实不胜枚举。
比如2012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李文辉研究员团队在《elife》杂志上发表文章，揭示了乙型肝炎病毒（HBV）的细胞表面受体分子，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饶毅教授曾称之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就。
又比如2013年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团队首次在实验中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该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被杨振宁教授称为“诺贝尔物理奖级别”的论文。
回到创新的问题，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社会学家于先生，还是改革学家王先生，几乎对这十年的科学界发展一无所知，故而才会自信满满地“定体问”。
其实，即使不了解科技现况，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美国是许多像于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老学者从前喜欢提的国家，我们以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举例。
1894年，美国GDP超过英国，来到世界第一，此后的三四十年间，美国一直是欧洲口诛笔伐的“专利小偷”（事实上欧洲这么骂美国，从美国《1790年专利法》就开始了，以前我写过“考克斯基金”与纺织机的故事《美国式失败》）。除了一些新兴产业，美国不仅技术上落后，科学上也比不过老欧洲。到1930年之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诞生了近百名得主，其中只有3名美国科学家。1940年之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名单上的美国人才逐渐开始多起来，美国的大学也才开始逐渐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方阵。
先经济实力，后科技实力，技术领域快，科学领域慢。美国崛起的经历，和今天中国崛起的步伐几乎如出一辙。
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说白了靠知识积累和资金投入。
中国人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如今每年近40万留学生往美国学习，去别的国家的加起来也有几十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知识积累方面，可以说在快马加鞭地追赶。
资金投入说白了就是砸钱，中国的经济体量放在这里，这些年砸钱砸得多猛，不需要是业内人士，普通人从新闻中都能感受得到。
中国想像美国1940年代那样迎来自己的大丰收，只是时间问题。
2018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人口经济学家、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先生出版了《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这本研究人口与创新的专业书籍一时成为畅销书。
书的目录后放着梁建章先生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合影，贝克尔是梁先生斯坦福毕业后去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的指导老师之一，人口与创新的问题就是贝克尔鼓励梁先生去研究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一读《人口创新力》这本书，这里我直接讲与本文有关的结论。梁先生通过对详细的统计数据的搜集与分析，指出中美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创新大国，与其他国家不属于同一量级。《自然》杂志的“自然指数”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根据这一权威指数，中国正在快速逼近美国，而因为中国享有人口优势，又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所以未来中国有希望反超美国。
梁先生的精密数据分析得出了和我们之前粗疏历史比较一样的预测：（因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授予通常有几十年的滞后性，所以）再过二三十年，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中国学者获得诺贝尔奖。
对比于、王二位先生和梁先生的观点，谁更可信一点，不言自明。
谈理工科，文科学者还是谨慎一点好。谈创新，还是由专门研究的业内学者发言，更有可信度。
我记得在我本科刚入学的时候，老师曾说过一句话：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研究时要注意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调查样本，分析现实，重视逻辑，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社会科学有一点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实验失败了，可以调整重来，社会实验只有一次机会，政策制定失败了，就是灾难性后果，没有后悔药吃。
术业有专攻，最不应该玩跨界的，就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
“公知”被公知群体自己搞成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不是屁股问题，而是脑袋问题。许多所谓的“公知”，要么“没有知识”，要么“强行跨界”。你不翻车，谁翻车？
王福生、于建嵘两位先生是久享盛名的大学者，肯定不是“没有知识”，但当他们不注意知识更新，强行跨界，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出发断言自己并不了解的问题，最终只能带来一个并不赏心悦目的结局。
而章子怡、郝蕾女士，就演员行业谈表演，一行说一行的话，反倒是讲出了“跨界”的社会科学真理。
这实在是一组让人感慨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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